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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云锋金融 作者:云锋金融 责编:杨帆


虎嗅注: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云锋金融”(ID:majikwealth),授权虎嗅发布。

要谈改革开放四十年变迁,北上广深,无论单拎出来哪一个都能谱写一部传奇。但那位老人的故乡,四川,似是少有人提及。

天府之国,从古至今,无论是金沙文明还是现今安逸的生活方式,总给人那么点遗世而独立的味道。

然而,看上去“偏安一隅”的四川,其实从未缺席改革开放的任何一个侧面,也从未缺席人们的成长经历。

四川的开放与包容,四川人的坚韧与拼搏,就藏在改革春风拂过的四十年中。

润物细无声。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置巴蜀二郡;汉属益州;唐属剑南道及山南东、西等道;宋置川陕路,后分置益、梓、利、夔四路,总称四川路,至此始有四川之名。”


古往今来,四川虽受地质影响,经历了不少起伏,但同样出了不少能人志士。

每个人心中能代表四川的伟人可能都不尽相同。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提起四川人,却让人不得不第一个想到邓公。

在四十周年的每一个侧影里,我们看到邓公一个个扭转国家轨迹的手笔,也看到无数四川人民与自然灾害抗争,抓住时代的列车向前奋进的身影。

在巴蜀安逸生活方式背面,是四川人骨子里的坚韧和敢拼敢闯的精神。这份特质,在新中国的故事里被不断讲述。

50s、60s

工业化、大厂生活和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概括地说来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五六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九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邓小平接过财政部长的重任,同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展开。这一年不单是影响邓小平日后决策经验的一个开始,也是影响无数中国企业和个人命运的开始。

五年后,长虹机器厂在四川绵阳诞生。那时的长虹,作为“一五”计划中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国营企业,是被寄予厚望的军工基地。

长虹厂过去也被叫做780厂,早期和607所一起负责我国的机载火控雷达制造,也是我国唯一的机载火控雷达生产基地。

机载火控雷达,可以说是战斗机的眼睛,是指用来搜索、截获和跟踪空中目标,提供武器瞄准、射击和制导所需数据的机载雷达。

“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那个时代的人们体会得太深。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而言,“五年计划”就是一剂强心针,发展重工、军工来实现工业化势在必行。

除了吃饱穿暖,工业化,尤其重工业化,是这一时期,乃至其后二十年中国政府和经济体主要追逐的目标。

配合着“五年计划”和工业内迁的“大三线建设”,西南重工业实力日渐强劲。

在当时,能加入像长虹这样的厂子,为“国家干大事”就是一个人,一个家庭最大的荣耀。而做小生意,在当时都是大多家庭眼中“不稳定”的事。

无数的工厂大院随着厂子的发展建了起来,无数的年轻人子承父业,继续投入到建设的洪流中。职工院子里的木枪、毽子和“小团体”,见证了无数友情,爱情与亲情的悲欢离合。

70s、80s、90s

军转民、高考和“生活得好一些”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966年,邓小平被免去一切职务,开始了他失意的十年。这十年,同样也是中国失去的十年。60年代末70年代初,亚洲四小龙崭露头角,中国却停滞不前。

最黑暗的时刻过去,即见黎明曙光。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职务,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三起”。同年,自始至终坚定教育重要性的邓公,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

1978年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新中国迎来了影响其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影响了神州大地。这篇讲话的背后,是邓小平身上那份四川人的胆魄,以及敢于改变,批判僵化和权威的精神。

这一切,都在悄然推动命运的转轮。

长虹机器厂,在这一时期前后迎来了“军转民”战略。

同一年,刘永好的父亲给家里订了《参考消息》来鼓励孩子们开阔眼界。

1979年,四川三台人赵勇,步入清华园,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三批大学生。

那一年,没人知道时间最终会把我们带向何处。

长虹机器厂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一代电视机巨头;赵勇不知道自己日后会成为四川家喻户晓的长虹电子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四兄弟不知道未来会创建希望集团。

人们同样不知道,日常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巨大变化。

七十年代,人们结婚讲究要有“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加收音机。而到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生产和技术进步了,人们荷包里稍微鼓了一点,三大件就变成了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

虽然现在我们提起长虹,第一印象是长虹电视。但其实,长虹并不是国内最早的电视机生产厂,甚至远远落后于沿海和北京的第一梯队。

1970年,中国诞生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诸如北京牌、金星牌和牡丹牌之类的电视机品牌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而长虹稍稍落后,1972年才正式上马电视机项目。

西南地区作为传统军品电子企业的强势地区,在科研和工业水平上一直是领先的,但帮助长虹实现弯道超车最重要的还是胆识。

1985年,倪润峰成了长虹机器厂的新厂长,而他上任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盘活做军工的国营老厂,“给工人找活干,给厂子找效益”。

长虹就这样开始了“一手军工,一手电视机”的研制道路。

同年,长虹彩电大楼工程奠基。一根剪彩红带,背后是泥土砌得那种农村老式围墙和工地,没有现在的花篮和长枪短炮,三两负责人一剪子下去,日后中国最大的彩电生产基地就这样成立了。

谁也不会想到,远在西南封闭地区的长虹彩电,会是全中国电视厂中胆子最大的。

当时的长虹是全国新生的电视厂中有名的“刺头”。改革开放在一开始虽说放松了种种对于国营厂子的盈利限制,但人们的思想永远没有那么快。

可能是四川人民骨子里就带着大胆和包容。在同期“乖孩子”还在老老实实听家长话的时候,长虹就已敢为人先。

1986年,长虹彩电赶在国家相关政策关门前,从日本松下引进了彩电生产线。这不仅是当时松下最新一代生产线,也是国内同行业中自动化程度最高、单班生产规模最大的一条生产线。这条线,更是那一时期国家批准引进的最后一条彩电生产线。

也正是这条在当时最为先进的生产线,把新生的长虹拉上了第一梯队。

其后,长虹大胆使用起“独生子”战略。相比起其他国营电视厂按着上级要求“广撒网,宽布局”,什么赚钱弄什么,长虹顶住压力专心做电视,以保证质量和技术为第一要素,树立“优生优育”为口号。

胆子大的长虹,也是新中国第一家顶着彩电调控加税政策压力,走降价让利消费者,从而提升销量的家电企业。1989年,长虹全国范围内降价,这是中国家电业史上第一次降价。长虹积压库存销售一空,一战成名。

此外,它更是搞起了独特的“家电下乡”。春天的时候厂子将彩电送下乡,等到秋天农民收获了赚了钱再去收电视的钱。

质量好又不贵的长虹,何愁不火?

原来,“农村包围城市”“深耕三四线”“消费下沉”等等,这些现在创业公司频频提及的营销理念,都是老一辈玩剩下的。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限制逐步放宽,相比民营,国营厂享受着更好的资源和机遇。但有选择也就意味着差距会产生。

思想开放敢想敢做的长虹,将他的同僚甩在了身后。

从1990到2009年的近20年间,长虹电视第一的宝座,难以撼动。在其最辉煌的九十年代,据说国内每售出三台彩电,有一台就是长虹。1994年3月,长虹上市挂牌,那时被人称为“沪市第一蓝筹股”。

过去在厂子里的人每天在车间里干着同样的事,日子一眼看得到头。那时候的人们可能完全想不到长虹和后来的许多国营企业还有上市的一天。

改革开放给了长虹和无数国营企业选择的机会,抓住了机遇迎难而上的人们,总会受到时代的奖赏。

当时,长虹在国内不仅是销量领先,更是技术和方向领先。“长虹的动向、彩电的方向”这句话,便是在那时火起来的。

胆子大的不仅是企业,还有人。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问题出来加紧解决。”——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


如果说长虹从雷达生产基地到彩电领头羊体现了改革背景下四川国营企业的拼劲,闯劲。

那么刘永好四兄弟的人生轨迹,则体现了开放环境下四川人的胆识和眼界。

1985年,在倪润峰想着怎么样盘活长虹的时候,刘永好兄弟在青石桥的总店已经能每天卖出约300万个鹌鹑蛋了。

在那个时候,个体户并不是什么体面的工作。可刘永好四兄弟,正是从“体面人”的大道上走到这条“小路”来的。

80年代初,在重视教育培养的刘家夫妇养育下,大哥刘永言在成都906厂计算机所工作,二哥刘永行在搞设备设计维修,三哥刘永美在县农业局当干部,而刘永好在毕业后成为了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学校的一名教师。四人均是收入稳定且工作体面的人。

每个月38.5元的工资,对于都想要“过得更好一些”兄弟们显然不足够。正好,改革开放来了。四人说干就干,卖了自行车,卖了喜爱的手表,凑了一笔一千多块的“巨款”。兄弟四人的第一“闯”,就走的是电视机和音响这条路。

80年代初,国营厂受到国家扶持,一路绿灯,道路通畅。但个人想走这条路,前路仍旧困难重重。

刘永好兄弟四人一开始提出组装电视机和音响给需要的人,本来受到了老乡的支持。但是一听说要“雇人”还要“分钱”,在生产队和老乡们看来,还是过于“资本主义”。

刘永好兄弟四人的第一次创业就这样不了了之。

好在四川,不仅老牌重工业工厂多,地也多。四川的企业除了军工电子、美食和酒,还有另一个发达产业——农业。

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是中国农业前十大省之一。据统计,2017年四川省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644.1万公顷,全年粮食产量3498.4万吨,农产品资源极为丰富。

土地,离普通四川人的生活并不远。时间在这里似乎过得比其他地方都要慢一些, 不少老人现在还过着扛着锄头下田,养鸡养猪的生活。

更不用提80年代的四川农村了。鸡鸭鱼猪,柴米油盐是大多数人的生活重心。

“‘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也让同样身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行者之一四川安了心。

1982年,刘永好四兄弟马上调转方向,作为专业户从养殖业起步,开始了他们的二次“闯荡”。




图片来源:新希望集团官网


他们一开始搞的是良种鸡养殖,高价收良种鸡蛋,孵出小鸡后就在成都的市场上卖。就是这么简单的模式,却也面临过银行不批私人贷款,收鸡蛋被狗追等难事,好在最后终于赚到了第一桶金。

有了本金,四人养起了更贵的鹌鹑,那个时候一个鹌鹑蛋可以卖两毛钱。而四兄弟最大的优势正是技术和科学能力。在当时他们就有意识地使用计算机分配饲料和育种,并通过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的方法来降低养殖成本。

但面对外来竞争和新生的行业机遇,单做鹌鹑养殖已经无法满足刘永好兄弟四人。同长虹这样的国营厂类似,刘家兄弟同样有着放眼海外,学习赶超的魄力。

80年代末,泰国的正大饲料在国内大受欢迎。因为增肥效果好,虽然价格高昂,农民们还是愿意排着长队去买。

别人能做,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四兄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机遇,果断从鹌鹑养殖转到了饲料加工,开始了他们的第三“闯”。科学技术,成为他们战略部署不可或缺的基石。

刘永好兄弟四人转战饲料的第一步,是建立完善的研制研发功能。

1987 年,希望饲料公司投资400 万元,建立了希望科学技术研究所和饲料厂。并且投入了和建厂资金同样规模的科研经费,找了国内外一批专家进行研制开发。两年后,“希望牌” 1 号乳猪全价颗粒饲料问世。只用了三个月,比正大便宜了60块钱的“希望”饲料就实现了销量赶超。

邓公讲话中强调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刘家兄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图片来源:新希望集团官网


1992年,邓小平南巡,这次南巡不仅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也给刘永好兄弟四人和无数人带来了勇气,掀起了创业的高潮。

1993年,或许是受到改革开放氛围的感召,在清华呆了十三年的赵勇回到家乡四川,成为了当时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刘永好兄弟也开始了他们的国有饲料企业收购之路。就这样,希望饲料公司变成了希望集团,成为了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集团。其后集团业务越做越大,又变成了新希望集团。

1994年,希望集团成为中国500家私营企业排名第一位,正式面向全国发展。

九十年代的四川,家电有长虹,农业有希望。每个人的日子也都有了新的盼头。但是刘永好很明白,这种好仍是片面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仍面临各方压力。其中最大的问题,还是资金。

今天,我们很多人可能未必听过改革开放四十年企业家榜单中被频频提及,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发展的“光彩事业”,但我们一定都知道新中国历史上大陆第一家由民间资本设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民生银行。而民生银行的牵头人和大股东之一,正是新希望集团和刘永好。

90年代初,民营企业获取银行贷款仍旧困难重重。改革初期的刘永好兄弟就遇到过类似的窘境。一方面是银行对私人民营的不信任,贷款主体大多还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另一方面,国有银行经营也确实不容易。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封工商联名义的请求开办民营银行的信得到了中央批准,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诞生了。




图片来源:新希望集团官网


放在过去那个银行连私人贷款都没听过,生产队连“雇佣”和“分钱”都避之如洪水猛兽的时期,你说私人开公司可以改变个人生活,可以走出大山,可以成为国家经济变革史上的一个重要符号,简直是异想天开。

按照刘永好的话说,“早期,我们是为了能够生活好一点;以后,我们是为公司形象好一点;再后来,就是为了兄弟们员工们大家日子好过一点;再往后,就是为了国家和对社会的责任。”

2000s

失落、奋起和新希望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邓小平谈改革


1984年十月一日,北大学生在国庆游行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这一画面通过电视信号传到了千家万户。

在80、90后的童年里,大多都有一台又厚又重的电视机。而很多人家里的那台电视名字就叫长虹。

那时的电视不管放什么都很吸引人,每次瞒着爸妈在写作业时偷看都不亚于一场“游击战”。电视打开时是在哪个台,音量原本是多大,遥控器的位置在哪里都要牢牢记得。但大多时候,只要爸妈摸一摸电视机发烫的后面就还是会被抓包。

后来随着年岁渐长,人们家里的电视越买越薄,画面越来越清晰,和爸妈斗智斗勇的日子越来越少,长虹也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

1999年四川新希望走出国门,在越南建设第一家海外工厂。其后新希望集团几乎一年一个大举措,不但跨界乳制品生产、食品加工等行业,还积极谋求海外贸易合作。

新希望越走越远,老牌龙头长虹却在其后几年悄无声息地迎来自己命运的转角。

在市场经济的时期,人们有了选择,但结果也会变得残酷。就好像勇于奋进的私营企业能出海,跨界,国营厂也必须承受应有的风险。不能及时调整策略,甚至决策失误的龙头国企,也可能步入漫长的低迷期、面临整改甚至消失。

在低价抛售库存,开拓海外市场失败后,2004年倪润峰黯然离场,赵勇接棒长虹,为打开中国平板电视“缺屏”问题而布局上游产业。

现在我们看到的电视广告里,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是液晶。但在21世纪初,平板电视还是等离子和液晶二分天下的时代。令长虹吃了大亏的决定,来自于其第一条等离子面板生产线。在赵勇60亿押宝等离子流派后,平板显示业变天了。基于等离子产业链灵活不足等因素,液晶最终拔得头筹。

长虹在等离子项目上的失误导致业绩雪上加霜。昔日的国产第一,逐渐退至第二梯队,被海信、创维、TCL甩在身后。

知识渊博的技术大牛和军工背景的国企,放在过去听起来就是一个不会失败的组合。但改革本就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在市场化的今天,市场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选择的背后都有相应的风险。

“三起三落”的邓公被人评价为“永远打不到的小个子”。身处四川的长虹,同样也是“打不倒的长虹”。

新世纪,长虹仍想翻身赶超。面对人工智能的日渐兴盛,长虹果断抛弃了它过去引以为傲的“独生子”战略,率先将人工智能与多个家电产品进行深度融合,同时推动的长虹“黑电+白电”[注]布局落地,和长虹基于互联网面向物联网的“新三坐标”智能战略的施行。

今日,长虹是四川企业级制造业百强双第一,中国电子百强第6位,并希望在2025年销售规模超过2000亿元。

改革四十年,六十岁的四川长虹就像曾经的邓小平有过辉煌,有过低谷,在奋起后还想继续闯。虽然目前长虹仍在追赶第一梯队、体制改革的道路上前行,未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它的努力从未止步,它仍想伴着四川、随着中国的家电产业走得更远。

而四川的私营企业,也在走得更远。

1993年,刘永好在人大进行了《私营企业有希望》的主题发言。而这样的希望和故事,在今天仍在孕育了金沙文明的蜀地上延续着。

从成都的第一家私营企业杨百万蚊帐,到川菜出海的狮子楼,从西南地区第一家鱼饲料厂到科伦实业,从简阳的街边麻辣烫到赴港上市的海底捞,四川人的商业故事,仍在流淌的岁月长河中闪耀。

结语

“改革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邓小平


四川人永远有办法把自己的生活“整得很巴适”。整个群体都洋溢着一种独特的乐观。虽然生活在地震频发,地形复杂多样的环境下,他们多次遭受打击,但每一次都能坚强地站起来。

四川人的骨子里就是这么韧。“三起三落”的邓公是这样,四川企业和企业家也是这样。

敢拼敢闯的四川人从来不会放过自己手中的机会,也不害怕失败。毕竟在他们看来“天塌下来,我们在盆地里,有山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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